白蕉：“直接魏晋书法第一人”

朋友送我一本《吴江市馆藏南社书画集萃》，确是一本难得一睹的史料，书中南社诸家或绘兰，或咏古风，无论是孜孜以求的绘画，还是信手拈来的书札，不仅让人窥见他们理想心迹，更让人看到一群忧国忧民的文人之情怀逸致。

诸家墨迹中，我尤属意于白蕉。“万派归宗漾酒瓢，许谁共论醉良宵；凭他笔挟东风转，惊倒扬州郑板桥。”四句诗出自画家药翁之口，被药翁誉为“惊倒扬州郑板桥”的就是白蕉。我始终认为白蕉的书法应当是超迈古今、直接魏晋的第一人。

民国时期的白蕉来到繁华的上海市区求学。虽然他考入的是上海英语专修学校，但出身书香门第的他，由于受其父亲何宪纯诗文、书法、医道、音律等传统文化方面的熏陶，早就对书画显示出偏爱。此时，他已将欧阳询、虞世南、钟繇等晋唐名家的艺术精华纳于笔下。1923 年结识徐悲鸿，对白蕉一生艺事的更是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在上海的日子里，他以诗书与郭晴湖相往还，与高逸鸿、唐云等组织“天风书画社”，与邓散木合办“杯水书画展”与钱君匋书印相酬，与孙雪泥、贺天健、钱瘦铁、沈迈士、江寒汀等去苏州觅诗写生……

历史的车轮已滚滚而过，白蕉也离开我们四十多年。当后生晚辈用一种仰慕的眼光再去审视白蕉，他那如名士信步、尽兴来去、荷锄南山、不涉尘俗的情怀迎面而来。

白蕉诗书画印俱佳，他善画兰，在上世纪之三四十年代，他就和徐悲鸿、邓散木被称为“艺坛三杰”，且享有 “白蕉兰、（申）石伽竹、（高）野侯梅”三绝之誉。白蕉作画惟兰，谢稚柳说： “云间白蕉写兰，不独得笔墨之妙，为花传神，尤为前之作者所未有。”“以书法写兰，粉蝶翠荷，不入前人一笔。” 沈禹钟说：“（白蕉）书法逼二王，画兰也无敌。”

其实白蕉诸艺中，应以书法最高。尤其是他那笔秀逸渊雅的行草书，有人推许他是写王字的“当今第一”。沙孟海在《白蕉题兰杂稿卷跋》中云：“白蕉先生题兰杂稿长卷，行草相间，寝馈山阴，深见功夫。造次颠沛，驰不失范，三百年来能为此者寥寥数人。”陈振濂评道：“白蕉专攻行书，在‘二王’一系中登峰造极，也有咫尺千里之势。但他的细微妙处却更越前辈一头…… 他的高度，已成为回归‘二王’时代举世公认的高度。”白蕉的行草书，确是深得二王精髓。

纵览白蕉书艺，他的书法，从早年到晚年，基本上经历了“楷书 ——行书 —— 行草 —— 草书”的过程，早期多为楷书和字字独立的行书，越往后，草书的成分越大，晚年方有纯粹的草书作品。而且，他的书法一步一个脚印，也是“暮年方妙”。白蕉的楷书，学习欧阳询、虞世南、钟繇《荐季直表》、《宣示帖》和二王等。有文字称，白蕉临欧阳询的《九成宫醴泉铭》，将临本的字和宋拓本上的字在太阳光下比照，能重合起来。这足以说明白蕉楷书积功之深。白蕉行草书，固守帖学的“书写性”，富有书卷气。 1955 年他写给翁史焵的信札，墨韵墨变之妙，绝不在林散之之下。而 1961 年后书的《兰题杂存长卷》、《杂书题兰旧句》等，都达到了炉火纯青的艺术境界，令人不可企及。胡传海评《兰题杂存》说：“疏宕处采用了《平安·何如·奉橘帖》的安详舒逸的布局方法；流畅处表现了《得示帖》、《鸭头丸帖》势如转珠的转承技巧；跌宕处嫡传了《二谢帖》顿挫有致的用笔方式；俊逸处汲收了《丧乱帖》气势开张的结字方式。” 又说：“白蕉也不是一味地再现二王的面貌，细细品位仍然可以看出其中的差别：白蕉用笔更追求起落无痕迹，折笔相对减少；结字求简；行笔速度更快些；字距安排也力求变化。可以说，白蕉在二王的基础上还运用了一些现代的用笔技巧。从而避免了他的作品一味崇古的嫌疑。”

白蕉书法的审美追求，其实他自己早就流露过，只不过如吉光片羽，散落在他对别人的评价中，我概括为：动与静的表现。如他评包世臣的草书用笔“一路翻滚，大是卖膏药好汉表演花拳模样”，是说包氏用笔缺乏“静”的功夫；他又曾言：“作字要有活气，官止而神行，如丝竹方罢，而余音袅袅……佳人不言而光华照人。”这句话旨意在“动”。在他作品中，他一方面追求“二王”那种平淡冲和、优游恬适、温雅超逸的安静气息，又展现一种俊拔英锐之气，在竖、撇、捺笔画中表现得尤为突出。

白蕉在书画界故事非常多，也非常富有趣味。比如白蕉的名字。白蕉本姓何，名馥，又名治法，字旭如，小名桔馨，别署复翁、复生、云间下士、无闻子、虚室生、北山么、不入不出翁等，而白蕉之名使用最多、最久。白蕉在当时以饮酒豪量出名，这一点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他的朋友、弟子均知晓此事。谢稚柳、唐云、胡问遂诸先生都说起过白蕉在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吃酒不用菜，只要用四、五粒花生米过酒的酒事。

白蕉非常富有忧患意识和民族正义感。作为南社的重要成员， 1937 年，抗战爆发，白蕉避难上海，执教于上海光华大学附中，他与高逸鸿、唐云、张炎夫等组织“天风书画社”，积极参与徐悲鸿举办义卖画展，为难民募捐。 1938 年，日军侵入金山咀，杀人放火，奸淫掳掠，当局热衷于内战，实行不抵抗政策，白蕉悲愤交集，在作诗痛斥之余，与挚友邓散木一起举办“杯水书画展”，为抗战募捐，并将书画捐赠慈善机构，救济难民。1940 年，白蕉父亲去世后，母亲病重，白蕉回乡探望，拒绝日本军官邀请。 1948年秋，国内局势大定，白蕉回乡探望母亲，伪县长为拉拢知名人士宴请乡绅，亲自邀请白蕉赴宴。白蕉坚辞不得，被强之以去。席间，伪县长发言中污蔑共产党，为当局涂金，白蕉当场驳斥之，事后白蕉被怀疑为地下党员，上了黑名单，因及早解放，未遭毒手。土改时，白蕉特地回乡动员姐弟将全部地契交给政府。柳亚子回国后，邀白蕉陪同去苏州无锡等地观光视察。白蕉返沪，柳给他写信，并附一信给华东局领导，推荐白蕉去华东局工作，白蕉不愿借重柳氏重名，故此信并未寄出。后上海市委请沈子瑜、沈志远出面，聘白蕉到上海市文化局工作。在填写工资要求的栏目中，白蕉考虑到国家经济困难，只要求八十个单位的生活费。

白蕉十分注重友谊。徐悲鸿很赞赏白蕉的书法，为他订了第一张润笔单，并亲笔为他书写。郑逸梅写《记云间白蕉》一文，发表于香港大成杂志上，扉页就刊载了徐悲鸿画的《孝女曹娥图》，白蕉为此画题写小真楷《孝女曹娥碑》。白蕉与徐悲鸿在几十年的交往中，常有书画、诗词及信札往返。 1941 年，白蕉 34 岁，与金学仪成婚，徐悲鸿赠送《双青毛竹图》中堂，画上两竿高大粗壮的大毛竹，挺立在中央，还题了一首诗：“岂止留清影，相期耐岁寒。莫同闲草木，只为热中看。”白蕉得此佳作，喜出望外，当即作了一首诗《代简一首》给悲鸿以示谢意，同时还将该诗书录在《双青毛竹图》的边棱纸上，诗云：“干枕花前醉后回，眼明一翰故人来，是何笔力雄且杰，为想诗情郁更开。天壤要留双杆在，雪霜未遣一心灰。江南妖梦何时了，长使云间把酒杯。”1953 年秋，白蕉赴京开会，和徐悲鸿相聚，邂逅南社重臣姚鹓雏，书《敬步鹓雏诗老原韵》，并在徐的陪同下看望了齐白石，齐老为白蕉作《芭蕉图》。这幅白石芭蕉图，疏疏几笔嫩叶、老叶，其势态墨韵绝妙，长期挂在白蕉家的会客室中。 1957 年 9 月 16 日，齐白石逝世，白蕉无限悲伤，连夜写了“悼人民艺术家白石老人”，以表哀悼之情。

白蕉在短暂的六十年间，服膺于晋人的人生观念，超然物外，平淡冲和，但是，又不乏“刑天舞干戟，猛志固常在” 的一面。白蕉在世时的影响，比不上沈尹默等人，但近年来关注者渐多。2000 年国家文物局公布限制出境的385 名书画家中，白蕉被列为精品不准出境的 107 人之一。可说是对白蕉书法水平的肯定。１９９８年２月，首都举办了“二十世纪书法大展”，吸引了无数国内外书法爱好者。白蕉的作品也陈列在九十三位已故著名书法家遗作展上，他那清新秀丽、浓郁的“二王”风貌和晋人洒脱的神韵，深深地被观赏者所陶醉。                    

 (王友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