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言转腕无所拘，大笑羲之用阵图。”鲁收《怀素上人草书歌》中的这句话，透露出对唐初确立的书圣王羲之的一点不屑。再联想到韩愈的名诗“羲之俗书趁姿媚，数纸尚可博白鹅”，似乎让人感觉到书圣在中晚唐并不怎么让人待见。在当今几乎所有关于唐代书法史的论著中，均众口一词地认为唐代中晚期存在一个所谓的“抑王论”，即从张怀瓘批评王羲之开始，王羲之在唐的书法地位开始动摇，随着中晚唐诸多书法名家的雄秀而出，被贬抑的王羲之书法逐渐丧失其影响力与尊崇地位。果真如此吗？

张怀瓘晚年所撰《书议》中被今人引用得极多的两句著名的话：一是“逸少则格律非高，功夫又少，虽圆丰妍美，乃乏神气”，二是“逸少草有女郎材，无丈夫气， 不足贵也。”然引述者大多断章取义，无视这两句话所在的语境以及与上下文的关系，更无视其在张怀瓘书论观念中到底处于何种位置。如果这样也算是“抑王论”的肇始，那么比张怀瓘要早很多年的李嗣真在《书后品》中，早就说过这样的话：

子敬草书逸气过父，如丹穴凤舞，清泉龙跃，倏忽变化，莫知所成。或蹴海移山，或翻涛簸岳。故谢安灵运谓云：公当胜右军，诚有害名教，亦非徒语耳。

但是请注意在这里李嗣真同样在“逸气过父”的前面加上一个主语，专门特指王献之的“草书”。而就是这位李嗣真，却在这句话的前面文字当中，书法史上第一次对王羲之顶礼膜拜地喊出“书圣”的称呼。

从上下文的语境以及所引用的王献之劝王羲之改体的典故来看，通篇都只是为了说明一个问题：在张怀瓘的眼里，王献之的草书要比其父王羲之高强一些，为了托举 出他心中认为更好一些的王献之，才说了被后人引用无数的那两句话，然而却忘了张怀瓘的特定语境，他只是特指王羲之的草书，而不能广而大之地泛用与滥用。张 怀瓘借批评王羲之草书之机，实质是要为王献之发声争宠，使其重新回到书法史的一个高度上来。因此他在《书断》中依然延续唐太宗的观点，认为王羲之“尽善尽 美”。张怀瓘并未“抑王”，相反的是，他是试图在“崇王论”论调里再增加一层内涵：即由初唐的单一崇大王论，过渡到中晚唐二王并称、但仍以大王为中心这样的一种局面。

无论是初唐书家，还是中晚唐的楷书或草书名家，比如张旭、徐浩、颜真卿等等，其书法笔法的渊源来自于何处？羲献也！在唐人笔下，不管徐浩、颜真卿怎样有名，从笔法传承的角度来说，二人始终逃脱不掉“崇王论”的笼罩：“徐吏部不授右军笔法，而体裁似右军；颜太保 授右军笔法，而点画不似。”柳公权这位在穆宗朝因为善书担任翰林侍书学士、并留下“心正则笔正”书史佳话的著名书法家，被后来的文宗皇帝誉为“锺王复生，无以加焉”。文宗时唐玄度弟唐玄序，更是以集王羲之行书而出名，可见晚唐时期的书坛丰碑依然是王羲之。因此，中晚唐存在所谓的“抑王论”，显然是一个不小的误会。

作者：蔡显良（暨南大学书法研究所副所长、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