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法是什么？这在前人看来，是心知肚明的，用不着下定义，中国古代学术，也没有下定义的嗜好，因为定义往往忽略了许多个别性和偶然性，否定了事物本身应有的模糊度，虽然看上去清晰了，其实不见得准确。但当书法以专业化职业化的身份出现在当代学术领域以后，“书法是什么”就成了似乎无法回避的问题。记得学术界开始也曾经有过一番讨论，而最后仍宣示无奈，以“一书各表”而告终结。其中最简便的一类表述，就是写得好的毛笔字即是书法，而“写得好”的标准又见仁见智，各执其是，于是时风渐兴，波澜浩荡，在当代书坛派生出种种奇特的“现象”来。若将书法作为单纯书写艺术的角度而论，这当然也无可厚非，因为它代表着相当一部分现代受众精神消费的需求。但从书法教育、特别是高等书法教育的角度看，“书法是什么”的问题，却是个直接影响到教育方向和培养目标的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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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中石先生无愧是一位别具睿识的智者。他在1985年始执书法教鞭时，就对书法提出了“文心书面”这一开创性的准确定位，而且他的高明之处，是做的定位，不是下的定义。在这里，“文心”是内质，“书面”是表象，具备“文心”的“书面”，才是完整意义上的书法。所以欧阳先生在各种场合多次强调中华文化对书法和书法家的重要影响，再三告诫不要简单地“拿着一张写成的字叫做书法”。而“文心”的培养，又须“从持身到节操，从学问到阅历，从气质到感情，从文采到笔墨，都在着力地孜孜以求”。落实到教学上，他要求随着教学的深入，不断提高对中国文化的学习和应用水平，譬如到博士阶段，须“对古代的文化，特别是国学的主体内容，要有比较深入的掌握，最好是能够兼通其中的某个领域”，要把书法“当做一门学问来研究，构成这门学问的核心是书法与中国文化”，“力求从文化的视角揭示出书法史的发展动因、规律”，等等。落实到书法创作上，他则明确表示：“我不主张急于‘创’，在没有真正地掌握‘书’的传统精华及其规律之前，‘创’是没有出路的。”他认为书法创作“最少应当包括所写文字内容的创作与书写艺术的创作两个部分”，文字内容则应是“为国祚扬威，为山河增秀，为所仰颂德，为所寄抒情”，而且明确指出：“从这一点上看，我们距离古人远矣，距离前辈大家远矣……必须追而及之、过之，而不能另立标准”。欧阳先生把书法创作的标准说得如此不容含糊，不仅因为这已由全部中国书法史所证明，同时也出于对书法传统的正确体认：他认定只有“历史上有，而且一直流传到现在，甚至还会在将来也要流传的，这样就是‘传’而成‘统’”。切不可“把历史上早已抛弃掉的破烂，我们再拣起来当做宝贝”。由此可见，欧阳先生“文心书面”的定位，内涵十分丰富，对匡正时弊，推动当代书法向着更高的目标健康发展，具有重要的导向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