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书规范化的六个方法步骤

于先生早在20年代末期就开始研究草书，他深恶痛绝草书中的“难识、难写，难以记忆”这些“怪”现象，决定研究草书并使其规范化。其方法步骤有六端：

1.明确目的和原则

我国文字繁杂，偏旁部首繁多，难认难写，识难用迟，所以为了“广草书于天下，以求制作便利，尽文化之功能，节省全体国民之时间，发扬全民族传统之利器，岂非当今之急务欤！”也就是说，把中国具有两千余年历史的书体——草书，怎样使他由繁而简，由难而易，由苦而乐，由纷歧而趋于统一，由虚玄而归实用。这就是最终目的。“斯旨定后，乃立原则：曰易识，曰易写，曰准确，曰美丽。依此四则，以为取舍。字无论其为章为今为狂，人无论其为隐为显，物无论其为纸帛为砖石为竹木简，唯其以众人之所欣赏者，还供众人之用。并期经此整理，习之者由苦而乐，用之者由分立而统一，此则作者之唯一希望也。”

2.立草书社

1932年12月在上海静安寺路静安别墅（弄堂名）9——11号（三宅相通）成立标准草书社，邀集同好，共同研讨、切磋。周伯敏、刘延涛、杨天骥、刘海天、曹明为、刘生芳等人参与其事。胡公石先生1932年5月拜于先生为师。1935年夏，他从暨南大学毕业后进入草书社工作，主要参与了选字与释例工作。于先生任社长，并亲自主持工作，“整理那千头万绪、茫茫无所归的草书”，使草书研究有了专门的机构，为草书标准化、规范化提供了可靠的组织保证。

3.广泛地汇集草书资料

草书社成立后，在上海各报刊登征集草书告白，广泛搜集历代草书的书作（墨迹、塌本）、论著。全社同仁用数年时间广求历代草圣遗迹数百种上千个版本，潜心于书理、书法的研究。

4.决定标准草书的“母本”——今草，并以“千字文”为选字基础

于先生最初拟以章草为“标准草书”的“母本”，因有其不可克服的缺点，遂更改计划，逐渐形成了以今草为标准书的“母本”。“隋唐以来，草书者率众千文习起，因之草书名家多有千文传世，故草书社选标准之字，不能不求之于历来草圣，更不能不求之于《草圣千文》。”于右任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草书进行了比较研究。千字文是历代草书家最关注、最着力的课题，“名家聚会，各献其长”，便于名迹之间的比较而择优汰劣，再者，“千字文”字数之多，常用字已占大半，作者定一，习者可以举一反三，以少胜多，以点带面，达到触类旁通的效果。

5.集体研究，逐字比对

古玩论坛草书社同仁对草书法帖上的每一字的结构，以及位于不同部位的偏旁、部首的草写方法进行比较分析；并且就同类字进行排比研究，反复比对；对于一字多形、结构各异的各家草字进行比较、归类、筛选、定型。在前人积累的零散经验的基础上，发现了普遍存在的共同“代表符号”在草书中的重大作用，并加以系统化和理论化：由于右任述意、刘延涛笔録撰写了《标准草书凡例》，说明“凡代表二个以上部首之符号曰代表符号”。并例举了左旁27个、右旁23个、字上7个、字下7个、以及对称符5个、右上符、左上符、交笔符2个、补笔符累计74个代表符号。《标准草书释例》则对各种符号作了详细的剖析、解说。《附录》则有《符号之互借与习惯字》、《词联》、《略论书理》、《疑似字表》，对一些习惯字及草书书理、疑似字等问题作了详细的说明或比较。这样既使草书符号系统非常条贯，明朗、清晰，又得到书法理论的支持，完成了标准草书的系统化、理论化工程。标准草书“解开了草书古今难传之谜，揭示了草书制作与普及的秘诀。”胡公石先生在回忆这段历史时说：“当时摄影技术还不发达、精湛，更无复印技术，只能采用传统的向塌技术，把每个字用拷贝纸衬灯光双钩空心字的办法，把各种字帖上的字双钩后，按字分类，进行同字整理——把相同的字或相同偏旁的字进行结构分析，从中找到他们的共同规律。再开会集体审查、讨论、淘汰不合原则的字，按“四则”选用合适的字。在选字中，多取较早作者的字。刘延涛先生回忆说：“当时选字的情形是这样的：千字文中每一个字，古来书家的草法，只要我们能看到（的），就把它钩出来，然后再开会审查。审查时，先把不合于原则的汰去，再就合于原则的，选用最早的作者。如某一草法，董其昌有米芾也有，则舍董而用米；米有孙过庭也有，则舍米而用孙；同理，如二王也有，则舍孙而用二王。这是表示对创始人的敬意。当然也有例外，如某家字用得太多，而某家太少或根本没有时，则设法采用后者，殊使学人对于历代作者都有认识的机会。或者前代的草法，太重美艺，未若后来之便利实用时，亦采用后者，因为标准草书之作，本来是为实用的。但是，说来简单，审查时的争执，也常有不欢而散或累月时不能解决的。这固然是于先生的民主风度所招致，然亦是见同仁工作的认真。”刘延涛先生还在《标准草书千字文》第二次印本跋语中说：“当年社中同仁，一灯对座（坐），每得一字一解，逐一呈清右公主裁，此状历历在目前……”由此可见，草书社在研究草法时是逐字比对，系统研究，集体讨论，右公主裁。

6.《标准草书草圣千字文》是借用历代草书名家艺术成果的结晶

于右任主持的“标准草书社”经过三年多的努力，终于在1936年7月完成了《标准草书范本千字文》的编撰工作，并由上海汉文正楷书局付印五百本行世。《标准草书千字文》第六次本连上款下款计1027字，其中七十五字在古迹中找到不满意者，于右任与社中同人按“标准草书”原则，依古意补入，其余952字全都采自古代书家作品之中，占全部字数的92.69％。其中选用了王羲之213字，怀素136字，仅此两人已占总数的33.29％（三分之一弱）。从古帖中选用的952字，共参阅了历代四十三位书家的六十二个版本的《千字文》作品。其中最知名的如智永（宋拓等四个版本），怀素（澄、寒等十一个版本）、欧阳询、孙过庭（三希堂等四个版本）、虞世南、贺知章、鲜于枢、邢桐、王宠、米芾、董其昌、陈淳、文璧等。参考的其它草书作品，上自西汉，下迄近代，时间跨度二千余年，约有一百五十位书家的数百部作品“涉及之刻帖、墨迹，从《急就章》、《月仪帖》，《出师颂》、《十七帖》、《书谱》、《自叙帖》等草书名帖，到《淳化阁帖》、《绛帖》、《大观帖》、《三希堂法帖》等大型丛帖；从新出土的《楼兰文字》、《流沙坠简》，到新影印的《古今尺牍》、《故宫周刊》，乃至日本的《书道全集》，可谓是应有尽有。汉之崔瑗、张芝，魏之锺繇，吴之皇象，晋之索靖、王羲之、王献之，南朝之智永、唐之孙过庭、颜真卿、怀素、张旭等等。书圣王羲之的作品收集了一百余帖，入选《范本千字文》的有104帖，除《兰亭序》、《圣教序》、《十七帖》、《洛神赋》等常见的名著外，还有大量的今人罕见的书经法帖。“历朝历代尽收其中，直到民国王世镗。蒐集之广泛，选检之认真，古今未有。时人称之为“集字百衲本”，何止百衲焉！其价值更无以估量。古之草书千文不下百种，无一能与之同日而语也。征集资料的丰富，使选字具有的坚实的基础，从而使研究具有深度：“草书大家及其名品的参考及选择，使其研究成果具有历史的延续性，具有高品味。而众多书家及其作品的参与，又使其研究具有了普及性与大众性。”

刘延涛先生评标准草书说：“确立草书系统，挈合草书符号，表例条贯，晤一通百，于极紊乱复杂之中，求出其极清晰严整之演变规径，而为中国文字放一异采！”32《标准草书草圣千文》的出版，表明了草书已进入了符号认知阶段，这是草书发展史上划时代的壮举，也是草书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正如刘延涛先生所说的，这是“利天下利万世”“最伟大的贡献。”

《标准草书草圣千文》问世以后，在我国书法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得到了一些著名书法家、社会名流、学者的一致肯定和赞扬。但是，于先生对“标准草书”慎之又慎，精益求精，先后又出版了八个修订本，及第十次本，使之能更好地为国民所利用，倾注了他全部的心血和精力。

胡公石先生继承于先生所始创的标准草书未竞事业，经五十余年的潜心探研，以《标准草书千字文》为母本，在此基础上又整理和编写了收有常用字六千多个的《标准草书字汇》一书。他增加了152个单独符号，“代表符号由原来的74个增加为87个，部首由原来的349个增加为384个。这样，依草书的组织（为主）的代表符号，和依楷书的组织（为次）的单独符号使汉字草法标准化、规范化趋于完整。“掌握了这两种符号，举一反三，引申推衍，草书的辨识与书写便会得心应手，十分方便。”36两种符号的发现，“揭示了草书制作与普及的秘诀”，“解开了草书古今难传之谜”，《标准草书字汇》的出版以及符号的扩展是草书规范化历程上的又一里程碑。

于右任草书三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