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明末清初的文人画坛上，有两个风格迥异，但影响力都极大的画派。这两个画派的代表人物，我们都挺耳熟——王时敏、王鉴、王原祁、王翚四位互为亲友的王姓画家合称“四王”，深受董其昌影响，技法功力深厚，画风崇尚摹古，在清代占画坛主流地位；而石涛、朱耷（八大山人）、弘仁、髡残（石溪）四位僧侣画家则合称“四僧”，以不拘一格、不守陈规、抒发性灵、奇崛出新闻名。

于是在过去一段时间里，有些论者就认为，四王是御用画家，是墨守成规的主流与正统画派，重复僵化，与清代皇族和封建的保守观念合拍，是“文人画中的院体画”；而四僧则是面向自然、面对人生，代表了画坛创新与进步的力量。

我得说，这样简单的两分对立，对我们欣赏画作并无裨益。艺术是多元的，并非非此即彼，支持一派打到另一派的过程。四王与四僧，同样是本民族传统文化艺术中重要的财富。

王翚 松亭秋爽图轴

对“四王”的山水画应予真实评价

众所周知，董其昌在绘画思想上主要为“南北宗论”，把艺术比作禅宗，扬南宗，抑北宗，“以淡为宗，笔墨至上”。也就是倡扬文人画家，贬抑工匠画家、职业画家为表，而实际上却以重临摹、重笔墨、重心向、重真率为里。

虽然四王总体上来说，走的是“入儒”之路，但我们也不能不看到，他们所渊源的这一传统，由王时敏与王鉴砥砺深化，再由王翚、王原祁进一步发扬，向着“半书法”方式的抽象化方向发展，运用视觉上各种对立因素如虚实、开合等去营造所谓的“心向”。最终达到“集其大成，自出机杼”。

王时敏是“四王”之首，又是“娄东派”之先，少时得董其昌指授，取法“元四家”，以黄公望为宗，而偏于摹拟画风虚灵松秀，墨气醇厚，然而气势薄弱。

王鉴为“虞山派”之首，远述董、巨，仿古作品更见功力。在山水画创作上讲究布局笔墨处处有传统、有来历，但是缺乏从写生中所获得创新。青绿一格，又独得其妙。

王翚受益于前二王，又得力于前二王的推许，故名重一时，且影响深远。王翚具有坚实的临摹功底，“仿临宋元无微不肖”，“下笔可与古人齐驱”，但是又能“集古人之长，尽趋笔端”。他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取法自然， 因此，他的作品能有一定的生趣和真实感。

王原祁最具个人特点，他以黄公望的浅绛为基础，所画山水有 “熟而不甜，生而不涩，淡而弥厚，实而弥清”的赞誉。

我们对四王的艺术价值应给予真实的评价，这是任何学术研究领域都应有的治学的根本态度。

我们不能因为“四王”的山水画出于摹古，就认为他们艺术价值不高。事实上“四王”还是各具面目的，如王时敏苍老中见秀嫩，王鉴则沉雄古逸，王翚是秀润沉着，而王原祁有韵味淳朴、笔墨古拙之趣。

石涛 墨荷图轴

他们在画史上对传统画法的研究、总结的作用以及他们自身高深的学识，扎实的艺术功力是不能否定的，对于清代以及近当代画坛的深远影响，也是必须正视的。

“四僧”同样也是面目各异，各有风格

关于“四僧”，大家最熟悉的可能是冷寂孤僻、“白眼向人”的八大山人笔下的寒鸦，其实“四僧”同样也是面目各异，各有风格。

弘仁喜欢仿“元四家”中的云林居士倪瓒，深造妙境，不过他虽然学宋、元各家，但又直师造化。疏淡意境与他身世凄凉的遭遇每每共鸣，注重以线条构造形象，笔墨瘦劲简洁。

髡残山水同样是师法元四家，在学习传统基础上，重视师法自然。一生中大部分时间都在山水中度过，经常驻足于名山大川，流连忘返。他喜用渴笔、秃毫，苍劲凝重，干而不枯，并以浓淡墨色渲染，使得笔墨交融，形成郁茂苍浑、酣畅淋漓的情趣，使画面产生雄浑壮阔、纵横蓬勃的气势。

朱耷 疏柳八哥图轴

“四僧”中以石涛最为著名，他也是半生云游名山大川，“搜尽奇峰打草稿”，所画脱离画谱规范，笔墨恣纵，挥洒淋漓，洒脱自然。石涛的山水画，笔墨、构图、千变万化，风神灵动，代表着清代山水画的最高成就。除了创作之外，他也有画论提出，这就奠定了流派形成的基础——前面提到过董其昌的“南北宗论”，而石涛则提出“一画”论，大意是不必强求分野，“我自用我法”，充满禅学的辩证思想，为后人不断揣摩。

与石涛相比，八大则以奇异为特色，他以花鸟画的结构和笔法写山水，不拘成法，笔墨苍劲圆秀，狂怪野逸，横扫画坛俗气。朱耷的花鸟画粗狂秃扁的笔调、阴沉惨淡的湿墨不计自然常态的形象，冷寂孤僻的环境处理以及不拘成法的构图布局，没有以往文人画那种优雅文静之意，而有几分粗乱、生硬、狂猛，从而造成一种生冷、苦涩、带刺的美，足以触人心弦。（来源信息时报 文/冯钰）

参考文献：

1.刘建《中国美术史及作品鉴赏》 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年

2.李永林《中国古代美术教育史纲》 广西美术出版社，2004年

3.黄宗贤《中国美术史纲要》 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

4.贺西林，赵力编《中国美术史简》 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