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章的产生由来也久，已无存世的文献资料可征，于省吾著录传为商代实物的三枚玺印，因出土情况不详，还存在着许多不能确定的因素。然而，至少到春秋战国时代，印章的铸造与应用已经十分普及，玺印的主要功用也在这个时代明晰起来。

一、篆刻史的两次重大转变，与篆刻艺术现代意识的诞生

古代印章伴私有制确立而产生，用以标注个人、家族的私有财物，继而扩展用途于凭信、封缄、祝祷、佩饰、职官、明器、纪年、别号乃至鉴藏等，可见印章一向是实用性的工艺品，与人们的日常生活联系非常密切。直到公元10世纪前后，从文人介入别号、词语类印章的制做开始，引发了篆刻发展史的第一次重大转变。

世传米芾、赵孟黻所用印章已是自已书篆，然后请工匠刻制的。吾丘衍则精通篆印之法，能够走刀刻印，他所著《学古编·三十五举》介绍自己的篆刻经验，相当生动具体，成为印学发展史上的经典之作。元末王冕更是以花乳石治印，开创了文人篆刻的先河，彻底改变了治印这项古老工艺的性质，赋予篆刻印章更加丰富的人文内涵，促使篆刻于明清近代再度复兴，并超越前人，实现了脱胎换骨式的第一次解放。

明清印学的繁荣发展正是这种转变最直接的成果。明清印的代表人物主要有文彭、何震及其弟子，汪关、朱简、程邃、巴慰祖以及西泠八家等，文人篆刻在他们手中经过从内容、形式、技巧到风格的继承与创变，产生了诸多变化，不仅是创作手段大大地丰富，而且是表现力获得很大的提升，留下了一批足以彪炳印史的杰出作品。

到18世纪中叶，“西泠四家”后浙派渐入穷途，陈豫钟、陈鸿寿等取意丁、蒋，谨守师法，除了技巧方面的修琢与夸张外，再无实力打破既有的框架，文何以来“印中求印”的路，至此越走越狭窄。恰在此时，邓石如石破天惊地出现了，凭借一代篆书大家的才情胆识，他以自已独到篆书入印，尽管遭遇一些非议，但他的成就足以打破明清以来追求复古、字字秦汉的单一格局，为篆刻艺术开辟了一片新的天空，使印家得以跳出秦汉元明印作的局限去“印外求印”，实现了篆刻史的第二次重大转变。邓石如也因其建树和思想影响深远，成为篆刻发展史上承先启后的重要人物。

以书入印、印外求印是站在更高的角度观照艺术传统，这样做极大地拓展了篆刻作者的视野，丰富了他们取材借鉴传统的领域，为篆刻创造性地表达提供了更多样的选择与空间，这是文人篆刻创作自明清以来因量的积累而产生了质的飞跃，是篆刻艺术个性化追求的必然结果，也是篆刻艺术现代意识的萌芽。

难以想象，在大多数篆刻作者还未意识到这种润物无声的变化时，邓石如率先跳出印外，以“我书意造本无法”的勇气，荡涤泥古沉闷之风，他不同凡响的创作与艺术思想流风所及，为吴让之、赵之谦、吴昌硕、齐白石、黄牧父等继起的篆刻家们发扬光大，在他们艺术实践之中开花结果，成为高度自觉的艺术追求，并最终缔造了清末民初篆刻史上一座难以逾越的高峰。

二、齐白石篆刻渊源与齐派篆刻风格的辨析

可以说，真正意义上的现代篆刻发韧于晚清的邓石如，而成形于清末民初，以赵之谦、吴昌硕、齐白石、黄牧父等印家为代表，齐白石无疑又是最具个性与典型性的人物，故他与他的篆刻风格对当代篆刻产生的影响更深广、更有代表性，以此个案来探讨、分析现代篆刻特别具有启发作用。齐白石曾经自述学印经历说：

余之刻印，始于二十岁以前，最初自刻名字印，友人黎松安借以丁、黄印谱原拓本，得其门径。后数年得二金蝶堂印谱，方知老实为正，疏密自然，乃一变；再后喜天发神谶碑，刀法一变；再后喜三公山碑，篆法一变；最后喜秦权，纵横平直，一任天然，又一大变。（《白石印草叙》）

齐白石的夫子自道是最权威的，也是一般后来者研究齐氏篆刻的主要依据。尽管如此，对于齐翁这番话却有许多不同的解读，笔者综合相关文献、诸家说法并结合自身实践，做一归纳辨析如下：

（一）入手

齐翁学习篆刻从浙派丁、黄入手，溯源秦汉，可谓学印的正途。丁、黄等“西泠四家”强调力振古法，追求汉印的平正浑厚、清刚朴茂，远离明人怪诞庸俗之群。在学习传统技法的过程中，师其意不泥其迹，又有新鲜的创造，对于后学出入规矩、溯源古法是大有助益的。

（二）章法

其后他接触到赵之谦的二金蝶堂印谱，这位印家的篆刻取材借鉴的范围十分广泛，除秦汉玺印之外，旁及诏版、钱币、镜铭、砖刻、碑石，尤善博采众长，是一位极富创造性、启发性的印学大家。齐白石称自此“方知老实为正，疏密自然，乃一变。”我理解此变的含义有三层：

一是明了篆印须作正局，即齐白石点评学生印稿时，常用的一个“稳”字，体现了他强调印面平衡布局的基本思想；

二是书篆当有疏密、有变化，所谓“疏可走马，密不容针”，这在他以后的创作实践中运用最多。同时，又认为疏密须自然天成，不能造做，他曾于论印诗中写道：

篆刻如诗有别裁，削摹哪得好怀开。欹斜天趣非神使，醉后昆刀信手来。（《为门人罗生画白石斋图并题》）

第三层意思齐翁曾对刘淑度等弟子说过，学印须博采众长，“不能死守一家”。他自己正是在实践中大大发扬了赵之谦博观约取、采花酿蜜的特长，印外求印，从古代金石碑刻中去寻求篆刻创作的素材与灵感。

（三）刀法

齐白石初期学习浙派，多以双刀治印，其后他喜吴“天发神谶碑，而刀法一变”。天发神谶碑纵横奇诡，字形刚健古拙，出笔处锋芒毕露，类古之悬针篆。齐翁借鉴汉凿印法变双刀为单刀，以斩蛟断玉之势，一扫传统篆刻“做、摹、蚀、削”之弊端，以少胜多，独创出雄健冷隽的个人风格。

（四）篆法

篆法源于篆书，自邓石如“以书入印”开一代新风之后，篆刻家都格外重视篆书功夫的修炼，而直接搬用古代缪篆入印，显然已经不能满足篆刻发展的需要。一代印学大家吴昌硕以石鼓文书法入印风靡一时，齐白石也深受影响，苦学篆法，他的篆书植根汉篆，他自称“再后喜三公山碑，篆法一变；最后喜秦权，纵横平直，一任天然，又一大变。”其实，秦权、量文字与汉篆、汉金及砖文等同属一个文体，渊源都是“秦书八体”之一的摹印篆。齐白石自祀三公山碑入手，旁及权量、碑额、玺印文字，掺杂俗体，加以改造，形成齐氏自已独树一帜的篆书语言。

综上所述，齐白石正是通过石泥灾室的刻苦学习，以自身特有的敏悟与“胆敢独造”的器识，独辟蹊径，入古出新，开创出一个前所未有的篆刻流派，并成为影响深远、历久长新的一代篆刻大家。

三、齐白石篆刻的当代影响与意义

当代篆刻正是沿着这样一条轨迹走来——以20世纪七十年“十年动乱”的结束为起点，经历了一个从蛰伏、复苏、发展到繁荣的过程，特别是改革开放的三十年来，安定的社会、宽松的环境、不断改善充实的经济条件，成就了中国篆刻发展的黄金时代，当代篆刻也就此创造了篆刻发展史三千年来未曾有的奇迹。

如今，清末民初那些杰出的篆刻家已经成为篆刻艺术的伟大传统，他们的创作至今仍在启发、感动、召唤、激励着我们，而齐白石篆刻似乎有一个强有力的场，它的影响不仅没有被时光磨灭或衰减，反而越来越活跃、越来越深入，这是个值得认真思考的现象。让我们来看看齐白石篆刻的当代影响是如何表现的：

（一）现代意识的觉醒与传统文化的继承

齐白石人生与艺术是源于传统的，他的成长、交游、学识和阅历是传统文人式的，他苦学钻研传统丰富自己的同时，始终葆有率真的气质与超人的胆识，故能独具只眼，参透传统艺术的精要，这种悟性是他以后卓然有成的主要原因，他曾说：

刻印，其篆法别有天趣胜人者，唯秦汉人。秦汉人有过人处全在不蠢，胆敢独造，故能超出千古。余刻印不拘前人绳墨，而人以为无所本。余尝哀时人之蠢。不知秦汉人，人子也；吾侪，亦人子也。不思吾侪有独到处，如令昔人见之，亦必佩服。（《题陈曼生印拓》）

从齐白石篆刻的发展脉络看，他师古而不泥，于篆法、刀法、章法几个方面突破了传统印式的藩篱，汲古得新，张扬自己的想象力、表现力与创造力，走出传统置身广阔的时代前沿，开始具有现代艺术意识的觉醒之旅，他的这种观念对当代篆刻思想与创作的启发、引领与示范作用是无法估量的。

（二）直抒胸臆、单刀直入的艺术表达方式

一个思想解放创造力飞扬的时代，需要更加直指人心的表达方式，作为画家的齐白石非常注重师法自然造化，而较少受到传统陈规的束缚，加之天真烂漫的个性，使他的个人风格更加契合时人的审美，故更有现代性。

齐白石的昆刀截玉、放笔直书，打破了文人篆刻的许多禁区，充溢着生命的激情，令人耳目一新。尽管被某些保守人士讥为野狐禅，但他的想象力、创造力以及打破陋习陈规的勇气，最终还是得到了广泛的认可。

当代篆刻家学齐者甚众，齐白石强烈的个人风格也使学习齐派篆刻成为一种挑战，我们欣喜地经过多年来的实践探索，学习齐派有心得、有创造、有成就的印人越来越多，他们把齐翁的技巧进行了深入地总结钻研，从篆法、刀法到章法，逐一详加分析，然后结合个人特点加以融汇改造，创造出更多新鲜、精彩的样式与手段。由是可见，齐白石也是一位技术技巧全面、具有启发性的篆刻大家。

（三）强调个性，崇尚天趣、天然的艺术理念

“陶写性灵，歌咏自然”是齐白石曾经反复表达的艺术主张。前者是强调个性，要“有我”；后者是追求天真自然，而反对造作修凿。他曾做论印诗道：

做摹蚀削可愁人，与世相违我辈能。快剑斩蛟成死物，昆刀截玉露泥痕。（《题某生印存》）

纵横歪倒贵天真，削作平匀稚子能。若听长安流俗论，汉秦金篆尽旁门。（《答娄生刻石兼及罗生》）

时至今日，齐白石的艺术理念已经深入人心，做、摹、蚀、削等匠气十足的制作方式，已经为当代高水平篆刻家所摈弃，精研技术技巧，使刀如笔，更多地创作或能展现刀石感，或能体味笔墨趣味，或能稚拙天真，或能精美雅致，无论工稳、写意两大风格流派，凡高水平的印人无不注重形成自己个性化的艺术语言和表达方式，那怕这种个性表达多数还处于相对比较浅显、简单，甚至还有些突兀的初级阶段。